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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耕女织”是中国重要的传统生活方式，女性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照顾家人生活起居，还承担了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绣花等几乎所有服饰用品的生产与加工。爱美是人之天性，尤其对女性而言，而服饰又是彰显美的极重要方式。千百年来，各族女性都将这种追求美的心愿寄寓在飞针走线中，用美丽的服饰装扮自己。

　　中国艺术研究领域雷德厚教授在《万物》中指出：“在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有一个完全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模数体系，这种模式软件系统是形成中国艺术程式化特征的基础。 ”

　　通过对比、清代女袄、女袍、云肩中的刺绣装饰，也能发现这种模数体系的存在。在这四件造型各异的服饰中，刺绣装饰的主题同为“人物山水”，构成元素基本都是人物、亭台、小桥流水、山石、花卉和植物等图案，观察这些构成要素的特点，可以发现有明显的规律可循。

　　如不同服饰刺绣中的人物均为站立、回头、手持物件。上装一般线迹细腻，丝绸质地光滑；而下裙采用网针刺绣，针迹较粗，图案具有一定的规整感，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元素可以理解为清代服饰刺绣中的立构，即刺绣装饰模块。

　　但在不同的清代女性服装中，这些模块并不是完全照搬的，而是有很多区别的。如，云肩中的人物纹，在装饰独立云头时，在云头中间放置一个单独的图形，而在装饰开合云头时，则要符合云头的特点。 开合部分，将两个相互呼应的人物分别置于开合线的左右两侧，形成叙事性的视觉效果。

　　又如女装夹克侧边饰边的小桥纹，设计成可折叠的，以适应侧边的斜角缝线。此外，同一姿势的人物纹样中所持之物、衣着细节也各有特点。 可见，绣工会根据服装效果、装饰部位等因素调整其尺寸和位置，使其适合各种尺寸要求。 同时，也会在模块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通过改变模块的组合方式或对单个模块的部分进行增减变形、替换，从而产生更丰富的艺术效果。

　　以上情况广泛存在于清代女子服饰中。绣工们用模块创造出花圃、戏曲场景爱游戏app手机版、吉祥图案、古怪奇石等丰富而经典的刺绣装饰。由此可见，服装上看似千变万化的刺绣装饰，其实是有限模组被广泛使用的结果。

　　绣模之所以能在不同时空被清代绣工广泛使用，主要靠三种载体：其一为粉本，其二为花书，其三为花样。

　　首先，粉本是用来绘制刺绣花纹的底稿，又称绣样、绣稿或底样。在刺绣装饰艺术的创作中，粉料是模块预制、反复使用、组合、拼装形成刺绣图案的基础。

　　粉本原为绘画说明书，供后世学习者参考学习之用。明清时期，发达的版画技术促进了图画书以公开刊物的形式广泛流通。到了清代，绘画手册不再局限于绘画教学，还普遍用于绘制各种工艺美术品的样板，如瓷样、绣样等。

　　以清代《芥子园画传》为例，李渔在其中称：“述之守之以致精熟，然后始能生巧，巧妙然后可夺天公。”

　　这部画传主要分为四卷，包括树木、山石、人物房屋、兰竹梅菊等各类文人画模块。每一个类型下排列并命名了多种单元模块，如“点景图”类，汇集了独坐、望云、回首等模块。

　　此外，清代名门仕女还将名人字画描写在画册中服装知识，作为绣稿用于服饰或观赏品，成为她们娱乐修养和精神创造的活动之一。文人笔墨趣味引入刺绣，无一不透露着传统文人画的审美情趣。

　　而其绣技之精妙正如古人对文人画的赞美一般：“笔锋扫过删繁有韵，挺拔硬朗柔情不洇。心绪不乱笔落有序，沉静流远古朴精神。”

　　其次，花书是指专门为绣花而刻的绣书。花书的装订很简单。 保存至今的清代花书，往往没有书皮，几乎没有书名爱游戏app手机版。 有针对性的。 花书的内容大多经过排列筛选，有的顺着物件的轮廓，有的是连续的图案组成花边。因此，花册中保留的模组基本都是经典花样，形象简洁，符合刺绣需要，广受大众喜爱。

　　此外，花书几乎都是私本，受出版限制，发行范围比较狭窄。民间刺绣师傅不仅自己使用花书，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还广泛依赖花书上的视觉呈现和刺绣经验。

　　最后，花样又称剪纸花样，是指通过“以剪刀代笔”从绣花模块上剪下的纸样。花样仅提供刺绣花样的轮廓，作为走针的结构指南。 相较于写生、花书中的拓印模块，图案是模块更直接的载体。 绣工可将其直接放在布料上，在丝线下进行绣花；或将线钉在纸边上，绣出轮廓，然后撕下白纸。

　　故花样使用最为方便，也是清代绣花粉册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而且由于清代女子刺绣广泛，需求量大，城镇出现了专业的剪花艺人，其中男性居多，民间称为剪花男。 从美国人塞缪尔·维克多·康斯坦斯的风俗画《京都卖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老北京街头剪纸花卖剪纸花的场景和图案。 晚清时期的具体面貌。 图案在民间的普及，为不善绘画的民间妇女进行装饰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从生产性质上说，服饰刺绣手工生产的专业化，使得个人或群体能够将其效力更集中地发挥在局部生产范围内，让局部生产独立化为个人或群体的专属机能。这也就意味着一件服饰刺绣品，需经过多个拥有专属机能的生产工匠进行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刺绣装饰生产的专业化，对于清代女性服装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可见先画后绣是服装绣花制作中最基本的工序。模块和粉本的使用，使得绘画和刺绣在规模化生产中同时进行，催生了绘画和刺绣之外稳定而清晰的分工。如清代设立的官办手工业苏州织造局，有四种刺绣工种，即：画工、倒花工、绣工、刺绣工。其中，画工根据宫绣模组的使用实践和经验，设计绘制服装绣粉册。

　　此外，模块和粉书也为估算工匠的工时、合理安排工作任务提供了参考。比如，织造局就明确规定了不同服装绣花的劳动标准：“绣花坐龙，用画工、绣工爱游戏app手机版、工五……”大韩王“绣工一工八分，绣工四工五分”可见，模组和粉书在分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促进了生产任务的连续分离，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控制了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标准。

　　此外官营织造局在地方的设立也推动了民间绣庄的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绣庄往往都是前店后坊的手工作坊，不仅雇佣工匠从事画、倒、揀、绣的生产工序，也会将这些工序外包给存在自由雇佣关系的工匠。

　　比如给各大绣庄绘制刺绣图案的工匠，均称为“画白粉”；专门代绣庄分放绣品的中间人，均称为“放绣包”。放绣包会根据不同题材以及难度的模件，分由不同的绣工操作，让技能和经验悬殊的工匠能够同时参与生产。

　　而固定的构图和造型程式则便于操作，绣工通过多次反复的绣制同一类模件，熟能生巧地积累了相关的生产知识与经验。同类模件的绣制使绣工的注意力能集中在更窄的局部生产领域，从而让技艺创新变得相对容易，促进了个人专属技艺机能的形成，也促进区域性技艺的专业化发展。

　　比如清末苏州城郊各地绣工所擅长的技术各不相同：“横塘擅长平金绣，蠡墅擅长打籽绣，白马涧擅长刻鳞、绣龙，善人桥擅长袍褂补等。”

　　同时，技术分工可以促使不同领域的艺人共同参与设计生产，让服饰刺绣得以广泛吸收中国画、木刻版画和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之优长，推动了清代服饰刺绣技术与艺术水平的提升。

　　与上述程式化创造及专业化生产密不可分的，便是清代女性服饰中的刺绣装饰，在充分继承了明代技艺成就的基础上，把艺术水平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装饰风貌。

　　比如反映清代世俗生活的娱情小品《扬州梦》，描述了女性衣缘在商品市场流行的盛况：“一衣四禳，宽边加芙蓉带，牙真金辫陪色，每三四倍正价，又复时时翻新。花样一古，遂置高阁，可谓暴殄。”

　　可见，清代后期，女性衣缘镶滚饰绣已达到奢侈的地步，衣缘经过商品市场的流通，价格远高于衣身，成为妇女追求服饰时尚、展现社会地位的重要载体。而衣缘饰绣从流行到奢侈，与清代刺绣程式化及专业化发展紧密相连：

　　首先，衣缘部件面积小、可拆卸、便组装、易替换的特性，尤为适合于这种专业化的生产系统。这些服饰中的小部件，既方便成为手工生产环节的独立单元，也能在规模化生产中合理地控制时间成本及质量标准；

　　其次，在分工系统中，衣缘部件容易成为固定样式得以批量化生产，从而促进了其在民间的推广与流行；

　　最后，可拆卸、便组装的衣缘，有利于在商业环境中汲取利益。不同档次的衣缘绣品通过城乡市场以及发达的水陆贸易进行分销，让精英和平民阶层都能消费，进一步促进了衣缘商品市场的繁盛。

　　因此，衣缘饰绣风尚在清代的流行是建立在程式化与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其在社会风气与时代审美共同影响下，逐渐朝着繁褥、奢华的方向发展。

　　清代女性服饰除了奢华这一时代特色之外，还呈现除整体成套的装饰逻辑。清代中后期，在服饰的不同部位中常出现同一主题的刺绣装饰纹样。如清代女袄，衣领、门襟、底摆等衣缘部位均装饰了“人物景点”纹样；再如清代马面裙，裙门及裙摆处装饰了“花卉蝴蝶”纹样。

　　通过这些装饰部位，我们不仅可以领略服饰刺绣丰富的变化性，也可以观察到手工生产在实际操作层面的秩序性。同类模件为适应不同部位的形态，产生了多样化的造型及组合方式，而不同部件中的同类模件，在运针与配色上相互映衬，形成了和谐统一的艺术形式。这种具有整体感的刺绣纹样成套地装配在服饰上，成为了清代女性服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装饰逻辑。

　　此种装饰逻辑的流行，离不开模件系统与专业化生产的支撑。从技艺实施的角度上说，服饰刺绣基于手工生产有极大的自由性，而秩序性与整体感的产生，是借助模件编排与组合产生的效果。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整体成套装饰的具体实施过程：

　　首先在底料中排列并绘制服饰各部件的形态，而后再借助模件设计适应不同部件形态的绣稿，最后在此基础上采用连续照应的手法进行绣制，可用同色绣线或相同针法在不同部件之中灵活切换，从而高效地生成装饰内在的秩序性与整体感。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及刺绣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必然会对服饰装饰艺术提出更精、更美、更和谐的要求。这种装饰逻辑得以流行，同样符合人们对服饰精美有序的装饰追求。整体成套的装饰逻辑背后，实际上展现的是一套系统化体系，其在程式化创造与专业化生产的推动下，使得“意义化”的艺术形式可以统一和谐地在服饰中反复出现，从而强化了装饰背后价值观念的心理体验。

　　清代女性服饰刺绣创造中的程式化表现，源自刺绣模件及其物质载体粉本在民间的普及。同时，在程式化创造与专业化生产共同影响下，女性服饰刺绣逐渐沉淀为凝聚文化认同的符号，在清代世俗生活中传承发展，最终形成了衣缘奢绣的装饰风尚、整体成套的装饰逻辑。清代服饰刺绣创造中的模件体系为技艺的延续与精进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当代非遗保护的语境中，这种技艺经验总结对刺绣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